微芒亦星河-格联志愿者抗疫手记系列（三）

买药难是慢性病人和老年居民面临的重大难题。社区里面有上千名老年人常年需要服用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各类慢性病处方药物，另外还有部分精神疾病患者更加离不开处方药。志愿者每周三次统计居民用药需求，整理用药居民住址、身份证、社保卡、电话号码等详细信息，核对已购买药品的收费单据、药品名称和社保卡等信息，分别到不同的医院采购。由于部分老年居民的视力、听力等受限，无论是登记用药需求（如药品名称、厂家、规格、是否接受替代药品等），还是接听电话、付费、签收药品等都存在困难，志愿者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

除了买药难，最大的困难是买不到药。因为大部分医院停诊，而社区医院也因为被抽调资源去上门做核酸复核而不得不长时间关门。大部分处方药，比如胰岛素等，医院按规定只能开两周的用量，之后居民不得不再次登记。外出配药的志愿者每人在仁济医院各个不同科室挂号排队4个小时，每人也只能为3到4名居民配药，还常常出现没有居民所需药品的情形。

居民的不满情绪随时都会爆发。“各种难听的话我都听到过”，医药保障组组长严红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也是另一个居委的工作人员，因为被隔离在家所以就地转成了志愿者，“有嚎啕大哭的，有就地打滚的，有当面指着鼻子骂人的”。我自己亲历了一位居民因为买不到药而大闹居委会十几分钟，也见过因为志愿者没办法从医院买到“三黄片”而大闹居委会的。三黄片，常见非处方药物，在饿了么客户端上，20片规格的每包只要1.7元。

疫情终究会过去，无论何种困难和苦痛也将成为记忆。

但关于这场疫情的记忆建构，在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拯救者视角的叙述和胜利主义的宏大叙事之外，个人的创伤记忆同样不应当缺席。无数牺牲的意义，只有在千差万别的个体情感记忆中，才能持续获得抵抗遗忘的力量。

和她们一样数不清的普通人，而不是那些居高临下指点江山、冷嘲热讽自以为高明的人，贡献了这个城市对抗疫情的真实力量和希望。

我特意找来2003年的《读书》杂志。许多文章都在呼吁各国政府将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全球公共财产，重视增加对公共医疗的资源投入。还有文章记录在西方种族歧视的蔓延，加拿大多伦多华人被描述为“像老鼠一样生活，像猪一样进食，并把疾病传播至全世界”。

20年后，专家的呼吁仍然停留在纸上，西方对亚裔的歧视依然如故。

历史学家齐格勒在其《黑死病》中这样写道：“痛苦的改变、道德的败坏、法律的缺失，对于一个从瘟疫的打击中复苏过来的社会，这些都是令人熟悉的症状。”

或许，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宗教末日图景幻想，是这种寻找替罪羊心理的来源之一。劳拉·斯宾尼把1918年大流感称为“苍白骑士（the pale rider）”，呼应的是《圣经》里的死亡骑士。

在《罪与罚》的末尾，男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在病中梦见，全世界注定要在一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瘟疫中毁灭，这场瘟疫是从亚洲腹地蔓延到欧洲来的。”

纵然有各种各样的科学解释，对阳性和感染的某种或明或暗的焦虑仍然能够轻易抓住人的想象。关于疾病及其衍生的词汇在漫不经心或者歇斯底里的共谋中，已经逐渐变成了某种隐喻。

“羊”，是2022年这场疫情中被创造出的新词，手机输入法里还贴心提供了可爱的卡通绵羊形象，让大家幽默地使用；“野”，是指疫情期间流浪街头无处可去的公民……

苏珊桑塔格曾经努力消解对疾病的隐喻使用所带来的道德意义，因为“那些特别恐怖的流行性疾病总会激发人对宽容和容忍的指责，疫情中对他人的宽容被等同于纵容、软弱、混乱和腐败。”

我们大部分人都心怀善意，却可能忽略了“疾病是生命的阴面，迟早每个人都将被迫承认自己是疾病王国的公民。”

作为“最残忍季节”的四月离去了，上海的大江大河压抑的澎湃正在涌动，让我们暂且抛开悲伤、愤怒、沮丧和深深的无力感，“推开一扇窗，让风轻扬过，如春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