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芒亦星河-格联志愿者抗疫手记系列(三)

2022年3月,我居住的浦东新区三林镇成了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重灾区之一。4月28日,我和同事李泽钦律师成为浦东新区司法局组织的首批律师志愿者,加入三林镇的防疫志愿服务队伍。作为最普通的志愿者,我们都做到了听从指挥,力量有限但绝不增加负担。在此之前,我所在的社区已经封控了整整40天,生活犹如一本诗集的名字——《室内流亡》,“每次去倒垃圾总像是在报复整个世界”。

偶尔劝说、时常倾听、总是安慰

4月29日,我和李泽钦律师被分配到三林镇世博社区中心的世博东一和世博西一居委会工作。和大部分到社区的志愿者一样,我们都抱着社区中心配发的两条被子睡在居委会的地板上。世博东一和西一居委会管理的是一个特大社区,共有299个楼宇,其中1-133号楼为西一区,134-299为东一区。这里是一个回迁社区,老龄人口比例高,也是世博社区中心管理的7个居委会中,疫情爆发最早、封控楼宇始终最多的地方。居委会的陈书记安排我加入医药保障组,并机动协助居委其他工作。疫情压力之下,居委会及其上级管理单位“社区服务中心”的法律定位、实际角色、政治伦理要求之间出现了不小的脱节。显然,未来需要更多建设性的理论研究和资源投入去填充。

“困难是现实的,画饼充饥式的道德说教无益于解决任何问题。”居委会只有十来个工作人员,却要直面上万人的管理和服务:分发保供生活物资、组织核酸检测、楼宇分类管控、密接和感染人员转运、出舱人员后续管理、封控楼宇物资运送等等……没有大量志愿者的协助,这些工作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完成的。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已经过去之时,社区内仍有30个左右的楼宇处于封控状态。但还是会有居民无视封控要求,出门取快递,或者照常出门散步。社区里还会有居民摆摊卖菜。接到居民投诉,我和社区民警来到楼宇下面的简陋肉摊前,耐心劝说这位正在分割猪肉的居民。好在对方还算听劝导,很快就收摊了。“这不是第一个摆摊的,之前经常有摆摊卖菜的,理由是自己没有收入了,需要卖菜赚钱。”社区民警说道。

买药难是慢性病人和老年居民面临的重大难题。社区里面有上千名老年人常年需要服用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各类慢性病处方药物,另外还有部分精神疾病患者更加离不开处方药。志愿者每周三次统计居民用药需求,整理用药居民住址、身份证、社保卡、电话号码等详细信息,核对已购买药品的收费单据、药品名称和社保卡等信息,分别到不同的医院采购。由于部分老年居民的视力、听力等受限,无论是登记用药需求(如药品名称、厂家、规格、是否接受替代药品等),还是接听电话、付费、签收药品等都存在困难,志愿者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

除了买药难,最大的困难是买不到药。因为大部分医院停诊,而社区医院也因为被抽调资源去上门做核酸复核而不得不长时间关门。大部分处方药,比如胰岛素等,医院按规定只能开两周的用量,之后居民不得不再次登记。外出配药的志愿者每人在仁济医院各个不同科室挂号排队4个小时,每人也只能为3到4名居民配药,还常常出现没有居民所需药品的情形。

居民的不满情绪随时都会爆发。“各种难听的话我都听到过”,医药保障组组长严红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也是另一个居委的工作人员,因为被隔离在家所以就地转成了志愿者,“有嚎啕大哭的,有就地打滚的,有当面指着鼻子骂人的”。我自己亲历了一位居民因为买不到药而大闹居委会十几分钟,也见过因为志愿者没办法从医院买到“三黄片”而大闹居委会的。三黄片,常见非处方药物,在饿了么客户端上,20片规格的每包只要1.7元。

更多的居民,尤其是独居的老年人,除了买药,也需要志愿者们的倾听和慰藉:长期煎熬的病痛、缺乏药物的焦虑、封控带来的沮丧、面对数字鸿沟的无力……一位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的70多岁的叔叔说自己的妹妹疫情期间去世,却没有机会送别时,难掩无奈和伤痛,对志愿者却充满了感激,连声感谢我们。一位中年居民来取自己的胰岛素的时候聊了被转运、隔离、出方舱的各种遭遇。回家继续单独隔离的14天里,他为了减少去厕所,每天只吃一顿饭、喝两瓶矿泉水。

疫情终究会过去,无论何种困难和苦痛也将成为记忆。

但关于这场疫情的记忆建构,在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拯救者视角的叙述和胜利主义的宏大叙事之外,个人的创伤记忆同样不应当缺席。无数牺牲的意义,只有在千差万别的个体情感记忆中,才能持续获得抵抗遗忘的力量。

 

城中村里的核酸检测

距离世博园两公里左右的杨思社区北街居委,是三林镇所辖的成片城中村之一。如果不身处其中,绝大部分人都难以把这里和密布着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世博园区联系起来。5月3日,我和同事朱峰律师,以及其他律所的3名律师被指派到这里,协助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上门核酸全员检测。

(左/孙崇鸽、右/朱峰)当天共安排了四个检测组。我在一名社区志愿者的电动自行车上穿越了蜿蜒曲折又凌乱狭隘的小巷,五分钟才来到村子的尽头。这里大部分人要使用公共厕所,很多住户也会使用手提马桶。期待这里的居民每次都按照居委会安排的时间,并且自愿步行十几分钟到村外排队参加核酸检测,是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在凌乱堆叠的违章建筑物里,没有人知道到底居住了多少人。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往往居住8到12人,这里一旦出现感染人员,群聚性感染必然随之而来。居住在这里的,除了少数老年原住民,大部分都是从事流动职业的人员,居委会很难统计准确的居住人口信息。在有限的资源掣肘之下,确保核酸检测覆盖率的难度很大。

由于这是第一次上门检测,大部分居民都很配合。只是,很难知道是否全部的居民都已经出现。刚检测第一个聚居院落,我们就遇到一名17岁的少年查不到任何核酸检测记录,接着发现一对母女超过3周未做核酸检测,而在另一个小院里,有一对年轻人超过6周未做检测。“好多人不测(核酸)的”,在一个狭窄巷子里,一个年轻人远远站在墙根下,似乎自言自语,又似乎在回应我们志愿者的呼吁。“他们没活干,晚上通宵打游戏,白天睡觉叫不醒的”。一个中年居民从三楼手指着对面的握手楼指责里面的人不做核酸检测。
在多次呼吁其下楼检测无果后,我不得不自己爬进三楼的群居房:狭窄的楼道昏暗不明,堆满了各种垃圾,面罩也阻碍视线,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小心不触碰到任何物品,爬上了三楼。当双脚真正丈量过这里狭窄、阴暗道路和楼梯后就会发现,矛盾的双方面临的困难都是多么严酷和现实。眼前这间几乎没有阳光、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四张高低床,里面住了3个年轻人,地上是看不清的垃圾和物品,一个电火锅开着盖子,里面煮着稀粥。我努力劝说他们下楼,其中两人已经40多天没有做核酸检测了。另外一个年轻人和楼下居住的一位60多岁的居民一样,甚至都没有身份证,疫情发生至今,从未做过核酸检测。旁边的居民把我当成了社区干部,建议把发物资、发奖励与做核酸检测捆绑在一起,才能给居民足够的动力主动参加检测,还有很多居民在抱怨和指责居委会工作不力。
对于做核酸检测的科学频次或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这片城中村里,确实需要倾斜资源支持检测。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个侧面,复杂的信息传播环境和主流传播议程设置之间的脱节,放大了许多细节,人们“如果发现某个样本在某个关键点上符合自己的预期和经验,就会把样本当做‘现实’”,沃尔特李普曼说,“而我们又是多么地喜欢用一小块黄油去涂抹整个宇宙”。为了上门检测,4个社区医院的年轻女护士,用胶带把消毒凝胶和装试管的大包装袋捆在腰间,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将近30度的阳光下连续走走停停工作4个小时,而她们已经连续工作了接近两周。“希望是长着羽毛的东西”,艾米丽狄金森说过,“它栖息在灵魂里,唱没有歌词的歌曲,永远不会停息”。

和她们一样数不清的普通人,而不是那些居高临下指点江山、冷嘲热讽自以为高明的人,贡献了这个城市对抗疫情的真实力量和希望。

改变的和未改变的
5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报告了我国首例确诊感染具有更强免疫逃逸能力的BA.2.12.1病毒亚种境外输入病例。“这似乎是一本永无结局的长篇小说的最新篇章”。2022年3月之前,我永远不会相信病毒足以让上海静止如此之久。“历史不会重复,但是会押韵”。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我还在焦虑地等待着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没有戴口罩、没有封控的疫情,没有给我留下多少记忆。

我特意找来2003年的《读书》杂志。许多文章都在呼吁各国政府将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全球公共财产,重视增加对公共医疗的资源投入。还有文章记录在西方种族歧视的蔓延,加拿大多伦多华人被描述为“像老鼠一样生活,像猪一样进食,并把疾病传播至全世界”。

20年后,专家的呼吁仍然停留在纸上,西方对亚裔的歧视依然如故。

历史学家齐格勒在其《黑死病》中这样写道:“痛苦的改变、道德的败坏、法律的缺失,对于一个从瘟疫的打击中复苏过来的社会,这些都是令人熟悉的症状。”

或许,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宗教末日图景幻想,是这种寻找替罪羊心理的来源之一。劳拉·斯宾尼把1918年大流感称为“苍白骑士(the pale rider)”,呼应的是《圣经》里的死亡骑士。

在《罪与罚》的末尾,男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在病中梦见,全世界注定要在一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瘟疫中毁灭,这场瘟疫是从亚洲腹地蔓延到欧洲来的。”

纵然有各种各样的科学解释,对阳性和感染的某种或明或暗的焦虑仍然能够轻易抓住人的想象。关于疾病及其衍生的词汇在漫不经心或者歇斯底里的共谋中,已经逐渐变成了某种隐喻。

“羊”,是2022年这场疫情中被创造出的新词,手机输入法里还贴心提供了可爱的卡通绵羊形象,让大家幽默地使用;“野”,是指疫情期间流浪街头无处可去的公民……

苏珊桑塔格曾经努力消解对疾病的隐喻使用所带来的道德意义,因为“那些特别恐怖的流行性疾病总会激发人对宽容和容忍的指责,疫情中对他人的宽容被等同于纵容、软弱、混乱和腐败。”

我们大部分人都心怀善意,却可能忽略了“疾病是生命的阴面,迟早每个人都将被迫承认自己是疾病王国的公民。”

作为“最残忍季节”的四月离去了,上海的大江大河压抑的澎湃正在涌动,让我们暂且抛开悲伤、愤怒、沮丧和深深的无力感,“推开一扇窗,让风轻扬过,如春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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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孙崇鸽